为什么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编者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刻的理论内涵。2023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两个大局”，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重要成果。从今天起，“道中华”将陆续发表文章，以“四个为什么”为主要内容深刻剖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贡献。
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叙事话语。
在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深刻揭示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是对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发展主流的深刻把握，对中华文明主体性的高度历史自觉，对中华大一统历史传统的现代传承，对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撑。这体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明叙事话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从中华民族发展史角度看，渊源流长的中华文明孕育滋养了中华民族，这就决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是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
中华文明统绪不绝培植了历史自信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主要表现为中华文明从不中断，中华民族代代相承，中华统绪不绝。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在近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种文化形态，其中包括四大文明古国，即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文化、古埃及等。但只有一种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是多民族、多地域、多文化融汇聚合而成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秦汉大一统的确立，再到唐宋元明清的民族交融，经历了无数挑战和危机，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的特性：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始终保持着大一统的局面；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了丰富的灿烂文化遗产；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精神和礼仪之道，爱国主义、忠诚坚韧等优秀品质得到了传承和发扬。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成为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断经久不衰的精神支撑。
中华统绪不绝，不论处在乱世还是盛世，儒家“仁政”“德治”的观念一以贯之。不管哪个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都主动认同中华文化，主动把自己归入大一统制度体系与伦理体系之中。不论王朝如何更迭，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书写从不间断。例如，蒙古族创建的元朝灭亡了宋朝而为宋修史；汉族创建的明朝灭亡了元朝又为元修史，承认其中华正统地位；满族人创建的清朝又为明修史。这不仅继承了王朝政统，还把道统继承了下来。
中华文明崇尚创新培植了理论自信
中华民族既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历史担当，也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内在动力。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中华民族向来崇尚创新创造，主张革故鼎新。《周易》中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语，都饱含着创新精神。公元554年成书的《魏书》首现“创新”一词，书中记载“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历史上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都是中华民族开拓进取的重要标志。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发展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学术发展阶段，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形成了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等诸多思想元素。其中儒法佛道的融会贯通就是文化创新的结果。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朝历代都会对前代的体制进行创新，特别是元朝创立的因地制宜、分类设官，各仍其俗，随时而治的管理体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百变不离其宗的是，这些制度安排和创新的宗旨始终是加强各族人民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步。几千年来，创新精神活跃于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体现在中华文明各个方面。
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团结带领中华民族创造了中国奇迹，踏上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文明牢固凝聚培植了道路自信
中华民族有追求大一统的历史意识。我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出现的三个王朝夏、商、周，地域范围虽然有限，政治上实行分封诸侯的分权制，但名义上是统一的王朝。孔子统一天下的理想自不必说，他追求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认为“定于一”，荀子强调“一天下”。儒家大师们无不主张国家统一，从而奠定了我国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大一统奠定了中华民族作为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制度与文化基础，塑造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意志。中华民族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根子就在大一统。
秦汉夯实了大一统政治体制与思想文化基础，这不单单只有汉人的创建，还包括各族人民的共同贡献。如西戎秦人与南蛮楚人创建了秦汉大一统；“五胡”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主动融入中华，为隋唐大一统奠定基础。
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的集体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正因如此，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培植了制度自信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吴泽霖提出过“压迫导致反抗，宽容带来融洽”的包容性理念，并将这一理念归结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吴泽霖认为，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独有的传统。
中华民族很早就强调“五方之民共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夷夏之别也并非种族之别，而是文化差异。华夷可互相转化，正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判定一个民族是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标志，不是种族，不是血缘，不是地缘，而是是否将中华文化作为认同基础。中华文化认同的核心就是大一统认同。只要接受大一统的礼俗文化和典章制度，就是中华民族一员。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涵养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避免和消除了民族间心理上的猜疑、隔膜，这就为自然同化创造了条件。而所有认同都来源于包容，越包容开放就越能得到认同，越认同就越会共同维护，越维护就越使得文明与民族延绵不断。
中华文明共生并进培植了文化自信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
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
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史中，除了弱而不分，更有强而不霸。中华民族即便在国力最鼎盛的时候，也从没有向外征服扩张，从没有殖民统治周边国家，从没有对外搞强制性文化输出，从不搞强求一致的极端同化，从不搞以邻为壑的孤立隔离，而是走出一条在多元性中寻求共同性的中正之道。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
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7次远洋航海，一直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靠的是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领导人把握运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经过几个历史时期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在外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在习近平总书记擘画引领和亲力亲为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与世界上所有帝国崛起的道路大不相同，为今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深厚的文明内涵。
当前，作为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的民族叙事话语和文明叙事话语和盘托出，正是呼应了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