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机制的“厦门实践”——对话专家和地方部门负责人

俞海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贾文龙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分中心研究员

柯玉宗

福建省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巡视员

杨盛昌

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教授

福建省厦门市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闽南大地上。从鼓浪屿的碧海蓝天到筼筜湖的水碧岛青，从五缘湾湿地公园的白鹭闲云到军营村的山清水秀，都散发着生态之美。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厦门先后获得“联合国人居奖”“国际花园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28项生态领域的荣誉。

厦门的生态文明蝶变，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988年，面对垃圾成堆、污水四溢、水体黑臭的筼筜湖，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提出“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的20字方针，开启了筼筜湖综合治理，也拉开了厦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幕。多年来，厦门市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坚持久久为功、系统治理，探索出一条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促进人海和谐的生态文明实践路径，打造出了“抬头仰望是清新的蓝，环顾四周是怡人的绿”的高颜值生态美景。

生态文明的“厦门实践”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在生态保护中城乡一体化如何有序推进、协调发展？“厦门实践”又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哪些宝贵的智慧和经验？本期对话邀请俞海、贾文龙、柯玉宗、杨盛昌等专家学者与地方部门负责人进行探讨交流。

贾文龙：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必须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努力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让优美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厦门实践”较好地实现了物质财富与生态财富的同步增加，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生态财富转化为物质财富。

柯玉宗：36年来，厦门始终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秉持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保护理念，将最美自然景观、最核心的生态基础设施留给百姓，解决了一大批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实现了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从重点整治到全域提升的发展跨越。同时，积极引导广大市民更加自觉关注环境保护、监督环保问题、践行绿色生活，推动形成了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不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

贾文龙：高水平保护可以通过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产业发展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更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倒逼高质量发展。同样，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也可以通过增加财政和社会资金投入、生态保护补偿等方式，进一步推动生态保护修复和系统治理，助力高水平保护。新征程上，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潜力。

柯玉宗：厦门始终坚持先保护后开发，以生态环境治理、生态系统修复、生态网络构建为城市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基底，着力打造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高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探索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EOD）项目，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密度、财政收入占比等重要指标位居全国前列，走出了一条“以环境优化增长、以发展提升环境”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杨盛昌：高质量发展必须以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为前提，两者相辅相成。生态保护修复的目标不仅是单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还应进一步规划产业经济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制定产业经济转型的目标、策略及措施。例如，筼筜湖的“总部经济”、五缘湾的海洋经济、同安湾的文化旅游经济，都是以生态保护修复为契机培育、成长、壮大的绿色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

俞海：1986年和1997年，习近平同志两次到访厦门的边远贫困山村军营村，提出“山上戴帽、山下开发”发展思路，为厦门农村地区提升人居环境水平提供了理论指导。其核心理念是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同时，协调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推动农村人居环境的持续保护。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到因水土流失、山地滑坡遭受严重地质灾害的九都乡畲族村九仙村进行慰问，也向乡亲们讲起了植树造林的重要性，告诉大家要多种茶、多种水果，做好环境保护。从“厦门实践”来看，经过36年的不断发展，厦门的农村地区已经由原来的植树造林搞好生态，逐渐扩展到污水垃圾治理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点领域。

柯玉宗：厦门市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地形主要以低丘、台地、平原、滩涂为主，辖区村庄类型有山上村、田园村、海边村、城中村等，村庄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差异较大，面临着资源约束紧、污染排放高、人海矛盾多等问题。厦门率先在福建省探索农村雨污分流，全链条开展村内生活污水、畜禽养殖废水、农业灌溉用水、沟渠水塘小微水体的系统治理工作。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效衔接，统一规划、一体化建设，形成全链条、系统化治理模式。

2012年以来，厦门市按照“全链条提升、全过程管控、全市域治理”的治理模式，坚持源头治理，严控、消减陆源污染物。根据厦门市建成区相对集中、城镇化率高的特点，我们将距离城镇污水管网2.5公里内的农村生活污水优先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提高污水系统的抗冲击能力和稳定性，降低运维成本。经过多年努力，全市1216个自然村的生活污水基本得到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各项污染物削减率均在80%左右。

俞海：制度是管全局、管长远、管根本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依靠制度和法治。一方面，法治的强制性、权威性、严肃性、规范性、稳定性特点，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得以保障。另一方面，法治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要求我们加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提高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切实在法治框架内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治理、依法保护。

杨盛昌：筼筜湖的综合治理经验充分体现了法治理念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个人也十分关注厦门市生态保护的法治工作，比如1988年9月，厦门市人大通过《关于加速筼筜湖综合整治工作的决议》，对治理工作进行具体部署；次年11月，市政府颁布《筼筜湖管理办法》；1992年9月，市政府又颁布新的《厦门市筼筜湖管理办法》；1997年7月，厦门市人大通过《厦门市筼筜湖区管理办法》；2020年2月，厦门市人大通过《厦门经济特区筼筜湖区保护办法》。通过立法，厦门市从流域角度，就筼筜湖的水污染防治、水环境生态修复等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对治理、保护、规划建设与日常管理等各项工作做了全面细致的规范。

柯玉宗：近年来，厦门市不断加强生态文明法治探索，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持续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基础。比如创新出台了生态控制线管理制度，印发《厦门市生态控制线管理实施规定》，在全市划定981平方公里生态控制线，通过地方立法予以保护；修订完善了《厦门市海域使用管理规定》《厦门市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等海域海岛管理法规，进一步加强海域海岛使用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促进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俞海：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扩大城乡绿色空间，城市建设要强化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等理念，以自然为美，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要大力开展生态修复，让城市再现绿水青山。要控制城市开发强度，划定水体保护线、绿地系统线、基础设施建设控制线、历史文化保护线、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防止“摊大饼”式扩张。农村建设要注意生态环境保护，注意乡土味道，体现农村特点，保留乡村风貌，不能照搬照抄城镇建设那一套。“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要注重地域特色，尊重文化差异，以多样化为美。

贾文龙：36年来，厦门市的生态保护修复实践，较好地体现了统筹规划和系统治理理念，尊重城市经济社会规律与城乡发展规律。厦门市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引入“多规合一”理念，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根据区域自然地理条件，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科学合理设置开发强度，强化底线约束，为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

柯玉宗：早在2014年，厦门市就启动“多规合一”试点，出台《厦门经济特区多规合一管理若干规定》，率先构建全市统一的“多规合一”业务协同平台，统筹和整合了原来分散在自然资源、发改、生态环境、水利等部门的各类空间规划，形成以生态环境为本底，以资源承载力为支撑，以各部门专项规划为基础的全域空间“一张蓝图”。

近年来，我们高标准编制完成《厦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并上报审批，科学划定“三区三线”，严守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按照节约集约、绿色发展要求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将集中成片的优质稳定耕地纳入永久基本农田，完成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任务15.12万亩。

杨盛昌：厦门遵循了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理念，遵循了尊重科学、技术引领的发展观。以同安湾下潭尾红树林生态修复为例，过去受历史上围垦、无序的水产养殖等人类活动影响，这里荒滩杂乱、养殖无序，河水和海水污染严重，原生红树林遭到严重破坏。以“中国红树林之父”厦门大学林鹏院士为核心的红树林科研团队，采用红树林“筷子苗”种植技术，困难立地红树幼苗成活率提升至75%以上；通过宜林地构筑和适度密植，提高红树林成林率至85%以上；运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增强植物太阳能空间利用效率，提升红树林湿地的生物固碳能力，生物量增加76%以上。

同时，基于自然恢复准则，通过科学统筹海岸带滩涂整治、红树林湿地重构、亲水栈桥景观设施建设等举措，厦门高质量构建了以红树林湿地为主体、水系联通、植被自然缓冲带与亲水空间交错融合的海岸带生态空间体系，形成“宜林则林、宜滩则滩、宜海则海”的“林-滩-海”生命共同体。

俞海：科技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支撑决策、赋能提效的积极作用。在支撑决策方面，充分发挥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积极作用。1996年，厦门市成立市海洋专家组，作为全市海洋综合管理科学咨询机构，连续28年为党委政府在优化海洋管理、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撑。在赋能提效方面，厦门市依托厦门大学等高校院所，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不断提升系统性、科学性、精准性。厦门大学依托“嘉庚”号等科考船、海洋环境监测站以及近年来发射的“厦门科技壹号”卫星等，构建了“海陆空一体化”的海洋生态立体观测体系，可对区域海洋关键生态环境要素进行实时精细化观测。

贾文龙：厦门市筼筜湖生态修复与系统治理，从解决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入手，充分体现人民至上。36年的发展变化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理念的不断深化，其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科学治理、持续治理的经验做法，值得复制推广到厦门全市、福建全省乃至其他沿海城市。从初始污染治理到生境修复，到多要素的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促进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盼，提升了城市品质，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证明了“碧海银滩也是金山银山”。

俞海：厦门市围绕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探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着力完善部门协同机制，着力发挥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加快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的作用。健全完善意见征集、政策制定、规划设计、实践落地、效果评估等全周期全流程决策机制，推动各部门形成了有效合力。二是完善区域联动机制，厦门市牵头建立闽西南协同发展区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控联治机制，深入开展水体共保共治，实现从源头到终端的综合治理。三是大力推进市场机制探索，比如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推动开展海洋碳汇交易，建立“厦绿融”数字识绿平台。四是积极探索社会共治共享机制，激发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五是不断加强法治和制度建设。

“厦门实践”为完善生态文明统筹协调机制、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市场机制、完善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实现把生态文明建设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提供了重要参考。

俞海：要发挥好厦门窗口的作用，我认为需要加强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从国际视角深入研究阐释“厦门实践”。“厦门实践”是海湾型生态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要在深入研究“厦门实践”主要做法、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更多增强与国际的比较研究，注重运用国际话语，解析“厦门实践”中所提供的海湾型生态城市生态保护修复、绿色发展以及协调推进两者共同发展的厦门方案。另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开展多层面、多形式的国际交流。厦门与23个海外城市建有友好城市关系，厦门每年有国际海洋周等资源平台，要利用好这些资源平台，积极主动将“厦门实践”传播出去。同时，还要积极作为，向国际社会推广“厦门实践”，加强与国际社会围绕海湾型生态城市的联合研究，强化政府、学界、企业、民间等多层次交流合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贾文龙：中国高度重视全球生态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开展绿色双边多边合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一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为生态保护修复筑牢制度根基；二是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厚植美丽中国的生态根基，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三是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完善自然保护地制度体系，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四是深度参与全球生态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