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山闽水物华新 | 习近平：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

到厦门任职那天，正好是习近平32岁的生日。

当晚的饭菜是海蛎煎、炒面线、土笋冻等一些厦门特色菜，异乡的美食让习近平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让他同样难忘的还有厦门狭窄又脏乱的街道、市政府对面的养牛场、百姓家里烧火还用着的蜂窝煤……习近平说，这不是他想象中的“海上花园”。

作为我国著名的沿海城市，厦门名声在外，被称作“海上花园”。其时，这里依然是一座“旧城”，大部分建筑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的。有人这样形容：“厦门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却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

当时，厦门经济特区经过五年建设，进入新阶段，迫切需要一个发展战略作为决策指南，以实现更快更好发展。经济特区的发展模式是什么？城市如何定位？产业如何发展？为此，厦门市委、市政府决定，由习近平牵头组织一班人马专门研究。

年轻的习近平面临挑战。2006年，为纪念厦门经济特区建设25周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接受厦门电视台专访，回忆起到厦门的初衷时坦言：“我当时很兴奋地到厦门来啊，就是想来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

同样在这次采访中，习近平把几个特区同时获批生动形象地比作一场百米赛跑。“深圳、珠海、汕头是得开放风气之先呀，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发号令一响，就如离弦之箭了，这个时候的厦门说我还没准备好呀，我这鞋带还没系好，我现在还要活动活动我的膝关节，有个热身过程。”对台前线的突然转身、思想观念的骤然转变、基础条件的严重滞后……一切都让站在起跑线上的厦门有点手足无措。

习近平沉下心来展开调研，他需要离这座城市近一点，再近一点。他说：“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第一线，也是前线，也是火线。”

为了开展调研，习近平专门购买了一辆厦门自行车厂生产的“武夷”牌自行车。在调研过程中，他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一坐下来，就把烟递过去，沟通一下感情，然后才进入正题。别人泡的茶，他也不管卫生不卫生，接过来就喝。厦门的夏天比较闷热，群众看他工作辛苦，给他切一个西瓜，他也不管周围苍蝇围着嗡嗡飞，接过来就吃。

习近平常常访贫问苦。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他跑遍了所有的村，在厦门亦复如是——深入城市的肌理，了解城市的脉络，为这次改革铺陈出扎实的前奏。

1986年，一场征文活动——“2000年——我心目中的厦门”在《厦门日报》展开。征文活动引发了厦门全市性大讨论，投稿纷至沓来，抒发对未来的畅想。在这场以笔为梦的思想碰撞背后，习近平已经牵头成立了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一张直达世纪之交的蓝图已经徐徐展开。在政府内部，“发展战略”同样是个新鲜的词汇。时任厦门市计委副主任郑金沐说：“我当时在市计委工作很多年了，一直都是搞‘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从来没搞过什么发展战略，而且特区也很少有人关注发展战略。现在回忆起来，近平同志能提出‘发展战略’这几个字就非常了不起。”对于在四个经济特区中面积最小的厦门来说，研究制定很难在短期内体现效果的发展战略，不仅是件摸着石头过河的事情，还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如何制定发展战略，当时大家都没有经验，习近平就带领大家到北京“取经”。

经济学家于光远是习近平带队到北京登门拜访的第一位专家。见到习近平，于光远说：“近平，你又来了！”显然，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和于光远打交道。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就聘请于光远担任县里的顾问团专家。随后，习近平一行又先后拜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光、董辅礽等经济学家，以及一些相关部门的领导。

这次北京之行让所有人心里更加有底。随后，习近平组织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还有厦门大学有关院系教研人员，抽调市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总共100来人开始做发展战略的研究，围绕对台问题、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21个专题调研，写出了几十万字的调查材料。最终历时一年半，牵头编制出台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

发展模式、城市定位、产业发展、自由港模式、战略重点、机构改革方向、国有企业组织制度、特区金融体系、生态环境……之前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份战略规划中都有了明确的答案，起跑线上的厦门系好了鞋带。于光远说：“厦门是第一个提到生态问题的；把厦门作为贯彻‘一国两制’、实施对台政策的试验区，‘两门对开、两马先行’是厦门首先提出来的。逐步开展离岸资金业务，实现资金流动相对自由，也是厦门的首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