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厦门任职那天,正好是习近平32岁的生日。

当晚的饭菜是海蛎煎、炒面线、土笋冻等一些厦门特色菜,异乡的美食让习近平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让他同样难忘的还有厦门狭窄又脏乱的街道、市政府对面的养牛场、百姓家里烧火还用着的蜂窝煤……习近平说,这不是他想象中的“海上花园”。

作为我国著名的沿海城市,厦门名声在外,被称作“海上花园”。其时,这里依然是一座“旧城”,大部分建筑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的。有人这样形容:“厦门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却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

当时,厦门经济特区经过五年建设,进入新阶段,迫切需要一个发展战略作为决策指南,以实现更快更好发展。经济特区的发展模式是什么?城市如何定位?产业如何发展?为此,厦门市委、市政府决定,由习近平牵头组织一班人马专门研究。

年轻的习近平面临挑战。2006年,为纪念厦门经济特区建设25周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接受厦门电视台专访,回忆起到厦门的初衷时坦言:“我当时很兴奋地到厦门来啊,就是想来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

同样在这次采访中,习近平把几个特区同时获批生动形象地比作一场百米赛跑。“深圳、珠海、汕头是得开放风气之先呀,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发号令一响,就如离弦之箭了,这个时候的厦门说我还没准备好呀,我这鞋带还没系好,我现在还要活动活动我的膝关节,有个热身过程。”对台前线的突然转身、思想观念的骤然转变、基础条件的严重滞后……一切都让站在起跑线上的厦门有点手足无措。

习近平沉下心来展开调研,他需要离这座城市近一点,再近一点。他说:“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第一线,也是前线,也是火线。”

为了开展调研,习近平专门购买了一辆厦门自行车厂生产的“武夷”牌自行车。在调研过程中,他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一坐下来,就把烟递过去,沟通一下感情,然后才进入正题。别人泡的茶,他也不管卫生不卫生,接过来就喝。厦门的夏天比较闷热,群众看他工作辛苦,给他切一个西瓜,他也不管周围苍蝇围着嗡嗡飞,接过来就吃。

习近平常常访贫问苦。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他跑遍了所有的村,在厦门亦复如是——深入城市的肌理,了解城市的脉络,为这次改革铺陈出扎实的前奏。

1986年,一场征文活动——“2000年——我心目中的厦门”在《厦门日报》展开。征文活动引发了厦门全市性大讨论,投稿纷至沓来,抒发对未来的畅想。在这场以笔为梦的思想碰撞背后,习近平已经牵头成立了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一张直达世纪之交的蓝图已经徐徐展开。在政府内部,“发展战略”同样是个新鲜的词汇。时任厦门市计委副主任郑金沐说:“我当时在市计委工作很多年了,一直都是搞‘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从来没搞过什么发展战略,而且特区也很少有人关注发展战略。现在回忆起来,近平同志能提出‘发展战略’这几个字就非常了不起。”对于在四个经济特区中面积最小的厦门来说,研究制定很难在短期内体现效果的发展战略,不仅是件摸着石头过河的事情,还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如何制定发展战略,当时大家都没有经验,习近平就带领大家到北京“取经”。

经济学家于光远是习近平带队到北京登门拜访的第一位专家。见到习近平,于光远说:“近平,你又来了!”显然,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和于光远打交道。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就聘请于光远担任县里的顾问团专家。随后,习近平一行又先后拜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光、董辅礽等经济学家,以及一些相关部门的领导。

这次北京之行让所有人心里更加有底。随后,习近平组织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还有厦门大学有关院系教研人员,抽调市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总共100来人开始做发展战略的研究,围绕对台问题、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21个专题调研,写出了几十万字的调查材料。最终历时一年半,牵头编制出台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

发展模式、城市定位、产业发展、自由港模式、战略重点、机构改革方向、国有企业组织制度、特区金融体系、生态环境……之前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份战略规划中都有了明确的答案,起跑线上的厦门系好了鞋带。于光远说:“厦门是第一个提到生态问题的;把厦门作为贯彻‘一国两制’、实施对台政策的试验区,‘两门对开、两马先行’是厦门首先提出来的。逐步开展离岸资金业务,实现资金流动相对自由,也是厦门的首创。”